
  2008年冬天无息外盘配资,97岁的钱学森坐在书桌前读报纸,老花镜滑到鼻尖,手边茶杯冒着微弱的热气。他忽然抬头,对站在一旁的儿子钱永刚说:“永刚啊,我想在这屋里支个电视……贵不贵啊?”
  话音刚落,钱永刚愣住了。他下意识摸了摸口袋里的钱包,又抬眼看着父亲——头发全白、背微驼、手指关节粗大,身上那件洗得发灰的蓝布中山装,领口还缝过两处细密的补丁。他没多想,脱口而出:“不贵,爸,今天就装。”说完转身出门,眼眶发热,连自己都没想到,眼泪会来得这么快。
  这台电视,是钱学森这辈子第一次拥有。不是买不起,是他压根没想过要买。在美国时,月薪2000美元(相当于当时国内高级教授几十年收入),他没给自己添过一台彩电;回国后几十年,家里连台收音机都是后来才有的;晚年视力衰退,他靠放大镜看《人民日报》,靠儿子念新闻听时政。直到2008年,他唯一提出的要求,只是“能看看天气预报,再看看《新闻联播》就行”。
  钱永刚后来回忆,父亲不是不想看,而是根本没时间、也没心思分给娱乐。从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,到主持东风导弹、运载火箭、航天系统设计,再到晚年带病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,他几乎把所有清醒时刻都交给了国家。家里的电视机插头,直到他去世前一年才第一次通上电。而《新闻联播》,他只看了不到二十次——因为身体不允许久坐,更因为,他总在看之前先问一句:“今天有没有新消息?关于咱们的卫星、火箭,或者农村新修的路?”
  这不是清贫,是选择。他姓钱,但真不爱钱;他功盖千秋,却连自己家的窗帘都没换过新的。那台电视最后摆在客厅角落,屏幕不大无息外盘配资,声音很轻。可每当《新闻联播》片头响起,老人总会挺直腰背,戴上眼镜,像参加一场无声的仪式——他这一生,没追过剧,没看过春晚,没刷过短视频,但他始终盯着祖国的“直播频道”,一秒都没走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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